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作品《旅馆客房》（ The Hotel Room）（1931）
我人生中最忧郁的时光是在曼哈顿的东村1（East Village）度过的，与现在时隔并不久。那时我住在东二街的一所破旧的出租住宅楼里。每天早晨我都会穿过汤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 Square Park）给自己买杯咖啡。当我刚去到那儿时，树还全是光秃秃的，于是走过公园时我都会看看有还要多久才会开花。在城市的那个区域有许多社区花园，所以我可以观赏到鸢尾花和郁金香，连翘和樱桃树，还有一颗巨大的垂柳，似乎一整晚都垂着那飘扬的柳条，好似一艘即将起锚远航的船。我本不应该去到纽约的，或者说本不应该像这样呆在纽约。我在美国也遇到过一些人，之后马上就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们曾经一起梦想的未来仍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于是我独自一人搬到了这个我希望在此安家的城市。我在那有朋友，但是生活必须的普通责任和习惯我却没有。我将所有那些细小却支撑着我的纽带都斩断了，自然也就感到孤独，一种比我在过去十多年的独自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更令人麻痹无力的孤独。
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在这样一个以饥饿为耻的地方，这样一个别人都吃的饱饱的只有自己身无分文的地方，这是一种饥饿感吧。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会觉得艰难，觉得窘迫，觉得需要把这种感觉隐藏起来。外国人的身份并没有给我多大帮助。我总是在语言的棒球赛中跌跌撞撞，像接传球一样笨拙地接收信息又笨拙地表达自己。大多数时候我会去同一个咖啡店喝咖啡，透过它玻璃的正面能看见店里摆满了小桌，里面座的人几乎都盯着他们那发光蚌壳般的笔记本看着。每一次情况都是这样。我会点菜单上与过滤式咖啡最为接近的一个：中杯现煮咖啡。菜单板上用大大的白色粉笔写着这个。每次，毫无例外，咖啡师都会茫然地抬起头请我再说一遍。在英国我可能会觉得这很有趣，或者气人，又或者我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细节。但是在那个春天，这一细节在我的皮肤下种下了一粒粒不安和羞耻的种子。
孤独的人身上会发生有趣的事。越孤独，他们就越难适应社会的洪流。孤独会在他们身边蔓延生长，像霉菌，像水垢，像是一种防止你与外界接触的预防药，无论你多么渴望与外界交流。孤独会聚积，会延伸，会让自身永存。一旦它挤满了你的生活，你就很难将其驱逐出去。每当我想到孤独又前进了一步，女隐士的小房间就会浮现于我脑海，还有腹足动物的甲壳。
这听起来与偏执相似，但是事实上，医学研究者已经绘制出了孤独的奇怪增长模式。似乎一种最初的刺激会引发心理学家所说的对社会威胁的高度警惕。人们会在无意识中进入到这一状态，然后会倾向于用一种消极的态度体验这个世界，认为会有消极的事情发生，并记住消极的遭遇——无礼、拒绝或者摩擦的事件，比如我的在咖啡店的咖啡插曲。这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孤独的人更加脱离社会、警惕多疑、沉默寡言。
同时，大脑的红色警戒状态会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变化。孤独的人睡得不踏实；孤独会使血压升高、加速老化，还是认知能力衰退的前兆。2001年我无意间在《行为医学年报》（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上看到一篇题为《孤独那些事儿：对孤独的后果和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回顾》（Loneliness Matter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 of Consequences and Mechanisms）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说，孤独预示着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其实就是委婉地说研究证明孤独是致命的。
我并不认为我与认知衰退有何关联，但是我很快就与高度警惕成了“至交”。在我住在曼哈顿的那几个月里，这感觉几乎就是一种痛苦的对这座城市的警戒，一种在偏执与欲望之间摇摆不定的过度反应。白天我很少会在这栋建筑里遇到什么人。但到了晚上，我能听见开门关门的声音，听见人们在离我的床几英尺开外的地方走过。住在我隔壁的是一名DJ，有时他的音乐声会将公寓淹没。凌晨两三点，暖气管会叮当作响地散着热气。有时快到黎明时，我会被东二街消防站的云梯消防车的警报声吵醒。他们队在911的时候失去了六名队员。
在那些被吵醒的夜晚，这座城市就像一个渗漏的地方，幽灵作祟、千疮百孔。我清醒地躺在平台式的床上，隔壁传来的贝司声不断敲打着我的前胸。那时我会想起这个地方过去的面貌，想起那些我听过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东村的这个区域被称为字母城（Alphabet City)，因为这里有四条名为A、B、C、D的纵向街道。那时这里海洛因猖獗。人们在楼梯上，或者通过门上的小洞销售海洛因，有时排队购买的队伍还会延伸到大街上。那时许多的建筑都荒无人烟，有些变成了即兴毒品交易场，其他的则居住着一些艺术家——他们即将将此处变成艺术的殖民地。
戴维·沃基纳罗维兹（David
Wojnarowicz）
让我最感亲密的艺术家就是戴维·沃基纳罗维兹2（David Wojnarowicz）了。他骨瘦如柴，下巴突出，常穿着一件皮夹克。他曾是一名流浪儿，做过男妓，之后成为了一名艺术家，与尚·米榭·巴斯奇亚3（Jean-Michel Basquiat）和凯斯·哈林4（Keith Haring）一样知名。1992年，在其38岁生日的短短几月后，他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在他死前不久，他将自己的作品拼在一起出了一本散文集：《身近刀锋：一本关于瓦解的回忆录》（Close to the Knives: A
Memoir of Disintegration）。这是一本内容广泛，字里行间充满愤怒的散文集，涉及性与流浪、孤独与疾病，还有那些拒绝将艾滋病危机严肃看待的恶劣政治家。 我喜欢那本书，尤其是关于哈德逊河码头的文章。上世纪六十年代，航运业逐渐衰败，从克里斯多佛街(Christopher Street)到十四大街的那些哈德逊码头也被人抛弃，年久失修。上世纪七十年代，纽约几近破产，所以这些巨大的破败建筑既不能被摧毁也不能被良好维修。一些建筑被流浪者占领，他们在原来的货仓和行李领取厅建造营地。其他的变成了男同志们寻欢的场所。
在《身近刀锋》中，沃基纳罗维兹描述了他在夜晚或暴风雨中徘徊于那些布杂艺术5(Beaux-art)风格的候机厅中的情形。它们巨大如足球场，墙壁布满大火留下的累累伤痕，地板和天花板也满目疮痍。在阴影中，他能看见拥抱在一起的男人，他还经常跟踪一个人影走下走廊，走上阶梯，去到像铺着地毯般长满青草，或放满装着废纸的箱子的房间，在那里你可以闻到河水的咸味。“多么简单啊”，他写道，“那个充满陌生人的房间中的夜晚景象、那如电影般超脱现实的走廊迷宫、那身体从黑暗走入光亮时形成的撕裂般的明暗对比、那飞机滑向天际时的引擎轰响。”
不久，其他的艺术家开始进驻这些码头。墙上盛开起了绘画艺术的花朵：魁梧赤裸，下身挺立的男人肖像、凯斯·哈林涂鸦的光芒四射的儿童；肮脏地板上用白色颜料画出的迷宫；一只腾跃空中的猫、太阳镜上的半人半羊的农牧神、沃基纳罗维兹的被堵住嘴的奶牛；画着各种粉色调和橘色调的纠缠的躯体的大壁画；迈克·比德罗6（Mike Bidlo）复杂的抽象表现主义7滴墨画（drip paintings），即使将其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都不显突兀。走上天桥，你可以望过河流，看到泽西海岸。热天你可以看到有人在那儿的木质甲板上裸身晒太阳浴，而在屋里电影人则在重现庞贝的毁灭。
那些建筑早已消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被拆除了，那时艾滋病也开始将居住此地的人们摧毁。时光流逝，滨水区域变成了哈德逊河公园，人们将其美化改造成了一个树影婆娑的娱乐之处，人们可以在那滑旱冰，衣着光鲜的父母也可以推着婴儿车遛着小狗。但即使是宵禁也无法压抑住这里的情色灵魂。在仲夏之夜，古老的色情码头，四十五号码头会变成这座城市中同性恋和变性流浪儿的T台兼舞池，即使每年都会有警察与暴力之间的较量在这里上演。
我很开心仍然有性格激烈的孩子在河边公开表示不满，但是每当我穿过这个公园我都会缅怀那些已成废墟的建筑。我想，我更喜欢梦见这些码头原来的样子，梦见他们巨大破败的房间，因为它们似乎代表着一个理想的城市，这座城市允许人群中的寂寞，让人可以在同类人（无论是何种同类人）中遇见知己，表达自己，同时享受独处的乐趣。我经常想起它们，那些如梦似幻，摇摇欲坠的房间。它们延伸跨过水面，一些很久以前就死去的人们曾在那里解放彼此，就像沃基纳罗维兹曾写道“从内心的寂静中解放”。
寂寞与艺术，寂寞与性：这些事物都是相关联的，同时也与城市相关联。与长期寂寞有关的习惯之一就是收藏，这与艺术的国度是相交界的。我能想到至少三位通过收集街边物体来治疗寂寞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创作也与垃圾收集和管理那些污秽的、被捞回的以及被抛弃的东西有着些许联系。我想到了瑟夫·柯内尔8（Joseph Cornell），那个腼腆内向，不谙世故的集合艺术9先驱；我想到了亨利•达戈10（Henry Darger），那位芝加哥门卫和界外艺术家11；我还想到了安迪·沃霍尔12（Andy Warhol），那个将自己包围在众人的闪光灯内却仍然诉说着自己可悲的孤独与疏远的艺术家。
立于联合广场的安迪·沃霍尔
柯内尔使用他从二手商店买回家的小物件制作出了精巧可爱的世界，而沃霍尔则几十年痴迷购物（在旧金山联合广场上伫立着一尊安迪·沃霍尔的白银塑像，使其“永垂不朽”。他脖子上挂着一部拍立得，右手提着一个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的中褐手提包，表情透露着贪婪）。他最大型的艺术作品是《时间胶囊》，那是612个密封的棕色硬纸盒，他花了十三年才用他工厂里各种各样的碎屑将其装满，包括明信片、信件、报纸、杂志、照片、收据、几片披萨、一片蛋糕，甚至还有一个木乃伊化了的人脚。而达戈在大部分空闲时间里都在芝加哥走走转转，收集和整理垃圾。他将其中的一些用于创作他那关于小女孩卷入惨烈战争的绘画。画作奇怪诡异，令人不安。但他的大部分垃圾（尤其是一些绳子），本身就作为某种展品存在，不过他从未将其给任何一个活人看过。 那些热衷收藏的人倾向于避免社交。有时收藏是孤独的原因，有时又是孤独的缓解剂，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物件的陪伴，想要将它们收藏分类，将它们用作自我保护的街垒，或者像沃霍尔那样不断地在抛弃与保留之间徘徊往复。在那个有趣又孤独的春天，我逐渐喜欢上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黄色订书条，并将它们保存在钱包中。我喜欢各种各样的圆珠笔和铅笔，我还迷恋上了我的一位芝加哥朋友给我的一个相扑手模型。那是一个特别丑的模型，简直就是为了让人们捏碎来缓解压力而设计的，但是捏完之后泪水马上就涌了出来，证明它并不是很称职。
和沃霍尔与达戈一样，沃基纳罗维兹也有收藏的癖好。他的艺术充满了收集而来的物品：被涂层鳄鱼样式的浮木；地图、时钟，以及漫画书的碎片。他还有一架小象的骨架，当他从一间混乱的公寓搬到另一间公寓里时，总会带着它。他曾在我居住的街区住过一段时间。在他搬来的那天，他先用一条床单遮住那架骨架然后才搬着它走过大街，这样他的新邻居就不会被吓着了。后来，在他将死之时，他将这个骨架以及一件破旧邋遢的皮夹克给了两个一直与他合作的朋友。物件对孤独者的魅力是否就在于它们是超越生命的存在呢？
清晨，在我去过哈德逊河之后，我会去西村14（West Village）和我朋友的父亲共进早餐。阿拉斯泰尔（Alastair）住在一个窄小而整洁的公寓里，离西街的克里斯多佛街地铁站不远。他曾是一位诗人。虽然他的家乡在苏格兰，但是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南美度过的。他在那为《纽约客》写过电讯，还曾将博尔赫斯15和聂鲁达16的作品翻译成英文。
他的房间放满了书籍以及讨人喜欢的物件：一片树叶标本，一个固定在桌子上的卷笔刀，一辆令人惊叹的折叠自行车。每次去那我都会带上与一英镑硬币一般呈淡金色的菊花，他就会用松饼和几杯咖啡还礼，还会给我讲述那些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已经过世了的纽约艺术家的故事。他记得狄兰·托马斯17（Dylan Thomas）在格林尼治街（Greenwich Village）的酒吧里横冲直撞，还记得四十岁就在纽约火岛（Fire Island）死于车祸的纽约派诗人18弗兰克·奥哈拉19（Frank O’Hara）。一个好男人，阿拉斯泰尔这样评价道。当他说话时他会一边抽烟，有时会突然猛烈地咳嗽一阵。大多数时候他会跟我讲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即失明的博尔赫斯的故事。他从小就懂两门语言，在流亡瑞士时去世，是每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租车司机的偶像。
这些对话使我容光焕发。得到别人的问候与拥抱是件好事。阿拉斯泰尔曾说，“我想你了”，这让我感觉走入了另一人的生命，让我的心欢呼雀跃。或许正是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不能再像这样在纽约和家乡间摇摆不定了。我想念我的朋友们，尤其想念那种可以让人无拘无束表达情感的坚定情谊。我还想回到我原来的公寓，还有那些我收集了几十年的装饰品和物件。我发现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感觉极其怪异，极大地降低了我的安全感和独立感，这是我过去从未意料到的。不久之后，我飞回了英格兰，开始找回那些我以为已经永远放弃了的过去的熟悉联系。
似乎这就是孤独的任务：驱使人们重建社会关系。就像痛苦一样，它的存在是为了让生物警惕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从而促使他们改变环境。理论上说，我们是群居动物，所以孤独对我们而言就是——或者在我们进化过程中的某个时间点里曾经是——危险的。这一理论很好地揭解示了孤独带来的身体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和一种高度威胁感有关。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觉得，这一理论并没有将孤独这种状态解释充分。
回家不久，我找到一首博尔赫斯写的诗，是用英语写的（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祖母曾经教过他这种语言）。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纽约的时光，尤其让我想起沃基纳罗维兹。这是一首情诗，写它的人整夜都没合眼，脑中想的只有一座城。 “暗蓝的巨浪……载着/人们遥不可及的向往。” 确实啊，在这句诗中他明确地将夜晚比作海浪，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在徘徊寻欢。（译者注：这里cruising可译为寻欢，又可译为乘船游览，诗人用了双关。）
在这首诗的第一部分，他描述了和“如此慵懒又慑人心魄”的“你”的邂逅，接着在第二部分他列举出了他能够付出的东西。这是一个令人既觉吃惊又觉暧昧的冗长的礼物清单，最后的三行我想沃基纳罗维兹肯定能理解：
我能送与你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
内心的饥渴；我要试着贿赂你
用不明、危险、挫败。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孤独怎么会是一个礼物，现在我认为我懂了。博尔赫斯的诗道出了我在《行为医学年报》上读到的那篇论文没有揭示的一面。那篇令人不安的有关孤独的后果与机制的论文写道，孤独可能会让人血压上升，并且让恐惧占据人心。但是，孤独还能给人慰藉：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一种贪婪的敏锐度。如今我想起它时，我会将它想象成同过去的哈德逊码头相类似的场所：一个充满危险和潜力，被同伴的阴影所占据的地方。在那里，有时一个转角，你就能看到画在肮脏墙壁上的色彩热烈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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