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政治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政治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乘坐着1992年款的定制金属灰蓝旗亚·西玛Turbo离开他在波哥大特区的公寓。这是一辆装有防弹玻璃和防弹底盘的中型小轿车。唐·齐皮担任司机，他是一个体型健壮的前游击队员，已经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工作20多年了。数名秘密特工——有时会多达6个，在另一辆车里尾随着他们。在这个每月有近200人被绑架、超过2,000人被暗杀的国家，一辆马力十足、怪模怪样的防弹轿车是防身的上佳之选。在八月中旬，海梅·加尔松，一位写政治讽刺的通俗作家，在开车上班的路上被暗杀了。在他正在等红灯的时候，一个男人从摩托车上下来，对准他的头部就是一枪。加尔松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都是左翼游击队和政府之间的调停人。他曾经从右翼武装组织那里收到过死亡通牒，这些右翼分子不想让别人和他们的敌人谈判。    在安第斯山脉的最北部有一片绿茫茫的高原，波哥大特区就在这片地区绵延了数公里。在这个城市中放眼望去，就能看见一条长长的山脊，山脊上是一大片凄惨的窝棚。窝棚里住满了当过农民的人，还有他们的妻儿老小，他们是从乡下搬到这儿来的。在过去的15年中，150万哥伦比亚人在政治暴动之中流离失所。哥伦比亚40%的地区被左翼游击组织所控制。这些左翼游击队正和政府军、还有地主与毒枭支持的右翼武装势力，处于交战状态。 几个月以前，我从我在波哥大的旅馆打车，到拉·坎德拉里亚老殖民区一处位于市中心的房屋。一位卖祖母绿的商人请我在那里吃饭。（除了出产咖啡、油、可卡因和海洛因之外，哥伦比亚也盛产祖母绿。全球祖母绿供应的60%来自哥伦比亚。）司机在距祖母绿商人的房子100英尺处停下车，我下了车。房子的前门在街道深处，隐藏在一扇拱门中。当我向这扇门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两个人朝我的方向小跑过来。其中一个矮个子的、看起来有点野蛮肮脏的家伙，在我正在按祖母绿商人门铃的时候抓住了我，但就在此时门打开了，两只德国牧羊犬吠叫着从我身边冲过，扑向了他。    第二天，我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我的经历，他笑了，对于我愚蠢的行为摇了摇头。没有一个有理智的哥伦比亚人会在这个时间到那条街上去。他说：“想死就去哪儿吧。”中产阶级和有钱人很早就搬出了波哥大的中心区，在北部郊区住下了。即便住在那里，他们也生活在被犯罪集团抢劫和绑架的恐惧之中，而那些极少数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有足够经济实力的人，则要么有装甲车，要么有保镖，或者两者都有。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夫人美茜蒂丝住在一栋宽敞的复式住宅里。这套住宅在一座四层公寓中占据了两层楼，有许多落地窗，透过窗子可以眺望窗外的园林。整套公寓都是洁白的——地毯、沙发和墙都是洁白的。公寓内充满了艺术氛围，包括巨幅的波特罗1以及一套精致的印度微型春宫。在祖母绿商人的狗救了我的命的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在他们家巨大的起居室中的一个角落促膝而谈。电视旁边堆着几十张光碟。最上面一张是马丁·斯科西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2。拉上的威尼斯风格的百叶窗掩住了窗子，昏暗的光线弥漫了整个房间，与马尔克斯烟斗中传来的淡淡的烟草气息相得益彰。 美茜蒂丝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婚姻已经持续了41年，她是一位高挑动人的女子，留着齐肩的棕色头发。她的祖父辈是来自埃及的移民，遗传给了她宽阔的颧骨以及深邃的棕色眼睛。加西亚·马尔克斯个子不高，胸膛宽阔，有近乎帝王之仪。    他已经72岁了。舒适自在、轮廓分明的面庞上，有一双温柔的棕色眼睛。他蜷曲的头发已经泛白，有着白胡须和浓密的黑色眉毛。他的手指修长纤细，手很漂亮。他是一位殷勤迷人的交谈者，哥伦比亚人把这种人叫做 mamagallista3——喜欢开玩笑的人。在和我几个月的交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带着自豪之情提到美茜蒂丝。比如说，当他谈起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友情，他评论道：“菲德尔比信任我还信任美茜蒂丝，”又补充说：“就我所知，她是唯一一个能责备他的人。”还有一次，他提起一个我俩都认识的人，我们聊了一会这个人之后，他若有所思地说：“美茜蒂丝不想和他再来往了。”他说话的时候那种语气让我非常肯定美茜蒂丝的意愿已经得到了执行。“她是他的主心骨。”一个朋友说：“她是他们两个人之中的实干家，是执掌经济大权的人，是他的宇宙。没了她，他会不知所措。”他们生育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洛德利格，他住在洛杉矶，刚刚担任了他的首部剧情片的编剧和导演。另一个是干沙路，他是墨西哥城的一位美术设计师。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好几个住处，尽管早在1982年获得文学诺贝尔奖之前他就是哥伦比亚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并不把波哥大作为常居之所。很多年来，他和美茜蒂丝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墨西哥城，也有时候住在他们位于库埃纳瓦卡、巴塞罗那、巴黎、哈瓦那、卡塔赫纳、巴兰基利亚等其他加勒比地区的住所中。每处住所都以同样的风格装修，铺着白色的地毯，摆着玻璃的大咖啡桌，陈设着现代艺术品，安装了精心挑选的安全系统，还有一模一样的苹果电脑。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类事情上有强迫症。相同的装修风格使他无论在哪里都能安心工作。他说他经常在五点钟起床，看书看到七点，然后换衣服、读报纸、看电子邮件。在十点钟之前，他会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写作。他会一直坐在那儿直到两点半，然后去和家人一起吃午饭。在吃过午饭之后，写作时间就结束了，下午和晚上是留给“约见者、家人和朋友”的。    近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创作三部小说和两卷回忆录，有时也写写报刊文章。他的写作生涯就是以记者开始的，他的最后一本书《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表于1996年，风格如他的报刊文章一般简单平实，而不是隐晦、“魔幻”的小说风格。这本书重构了1990年的绑架案，即被巴勃罗·埃斯科瓦尔4，亚麦德林贩毒集团的头目绑架了十个人的故事。故事基于对绑架幸存的受害者、以及对参与释放人质的谈判者的采访。故事的主要角色是精心构思的记者和政治家，这些人的原型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美茜蒂丝社交和职业生活中的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今年的早些时候起，花了很多时间在政治和新闻上。他持有Cambio新闻周刊的大部分资产。他是用诺贝尔奖金买下Cambio的，这笔钱已经在一家瑞士银行存放了16年了。马尔克斯说：“我敢发誓这是真的，我把这笔钱给忘了。”他说，是美茜蒂丝“提醒”他还有这么一笔钱的。Cambio是他们留在波哥大的牵绊，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应该住在墨西哥或者欧洲。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编辑会议，分配写作任务，写封面故事。这本杂志的读者群大概有14,000到50,000那么多人。     “无论加布要说些什么，哥伦比亚人总有兴趣。”Cambio的执行编辑皮拉尔·卡尔德隆说。在讲西班牙语的地方，几乎每个人都叫加西亚·马尔克斯“加布”。或者他们就叫他“那位大师”5，在哥伦比亚，人们叫他“我们的诺奖得主”6。他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复制的诺奖得主。我觉得这种说法贴切极了，至少在拉丁美洲的确如此。El Tiempo是哥伦比亚主流日报的主编，也是他的一位朋友，说赢得这次诺贝尔奖，是为哥伦比亚的文化摇旗呐喊。“这是一个正在腐烂的国家，而加布是民族的骄傲。”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受到的广泛尊敬，使得今年初夏时开始扩散的流言愈演愈烈。传言说他患上了某种严重的疾病。他在六月中旬的时候住了一个星期的院，然后就待在波哥大的公寓中足不出户。    流言说，马尔克斯由于疲惫患上了神经失常，还有人说他得了白血病。七年前，他接受了从一侧肺部切除肿瘤的手术。现在关于他病况的各种传闻愈加不堪了。7月9日，有人谎称代表通讯社发布了一则假新闻，说他前一晚在墨西哥城过世了。这条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去年春天就觉得不舒服了，他开始虚弱得好像要崩溃一样。他住进医院，随后一经确诊（是淋巴癌，尽管其后数月间公众都毫不知情），他便开始接受治疗，身体也有所好转。他从医院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早上，我陪他在公寓楼下的公园里散步。他身穿海军蓝的羊毛厚呢短大衣、蓝色运动裤和跑鞋，身后一位身穿白大褂的护士小心地紧紧跟着我们，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保镖兼司机的唐·齐皮也在跟着。我们走了几分钟后，三个在公园边道上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认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然后激动地叫道，“大师，你好啊？”他正专心走路，不过他轻轻挥了挥手致意而后继续前行。我看见那三位年轻人已经下了车子，正关切地盯着决然走远的马尔克斯，于是我开心地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他们感激地微笑起来。    几天后，一个朋友带我去了一位杰出的左翼历史学家家里，他跟哥伦比亚年代最久、规模最大、最有势力的游击队，the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又称FARC）的几位领袖有着密切关系。听说我最近跟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起，主人问我，“他怎么样啊？”他的表情严肃而专注。当我告诉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可以到处走走，头脑也很清楚但是瘦了很多的时候，他的嘴唇抿紧了。“人们说他患了癌症，”他轻轻说道，他多希望这不是真的，“这个国家现在的状况实在糟糕，已经承受不起如此噩耗了。” 几年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将哥伦比亚的苦难比作“圣经中的大屠杀”。这个国家饱受曲折内战的侵蚀已逾半个世纪之久，而暴力的受害者多为平民。他们被路障后的士兵杀害，被武装敢死队劫持折磨，被地雷炸死，仅因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就被毒贩子射杀，因为一方或另一方认为他们支持敌对方就惨遭屠杀。去年秋天，人权监察站发布了一篇对哥伦比亚生活令人惊惧的评估，评估说道：“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即战争法的践踏在哥伦比亚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构成日常生活的严酷事实……有些情况下，武装士兵从一张张单子中仔细挑选他们的受害者。还有的时候，他们只是随手杀害附近的人以扩散恐惧。的确，哥伦比亚战争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这种实施暴行的强烈意愿。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场名为大暴乱的流血冲突早期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那场暴力冲突开始于1948年4月9号，即平民主义政治家豪尔赫·爱丽舍·加坦在他位于波哥大特区的办公室前被刺杀那天。大暴乱大约持续到60年代末，其间，遇害者多为农民，数量有20万到30万人之多。这期间在农村地区建立起来的土生土长的苏维埃式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展成了FARC。另一个大型的游击队组织，the 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又称E.L.N在古巴政府的支持和切格瓦拉的激励下加入了这场斗争。到了80年代初，随着麦德林和卡利的贩毒集团的实力增强，武装部队同时与毒贩子和游击队作战，制造暴力的势力实在太多，导致受害者搞不清到底哪方势力才是暴君。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开头，马鲁哈·帕松在她坐着司机驾驶的雷诺汽车从单位返家的路上被武装暴徒劫持时，曾试图弄清绑匪身份：马鲁哈想要好好看一眼绑匪无奈光线太暗。她试着问了个问题：“你们是谁啊？”拿着双向无线电的男人低声答道：“我们是M19的人。”    这是个无稽的回答：M19，前游击队组织，现在已经是合法组织并且正在选区竞选席位。 “说真的，”马鲁哈说道，“你们到底是毒贩还是游击队？” “游击队。”前面的人说道。    当然，他在撒谎。他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手下，而绑架马鲁哈是为了给政府施压促使其同贩毒集团头目达成协议并答应不把他们引渡至美国，因为他们在美国会面临比在本土更为严重的刑罚。    随着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被杀和20世纪90年代大贩毒集团的崩溃，毒贩和游击队活动之间的分野变得愈发模糊起来。贩毒生意现在被小型黑手党、武装势力和游击队本身瓜分一空。FARC是拉美最富的游击队，世界上大多数可卡因都是他们控制的地区生产的。据说FARC拥有约1万5千名武装士兵，而E.L.N只有5,000人左右。两个组织都向他们的战斗员支付工资，并依靠多种犯罪活动维持自身运转，包括向海洛因和可卡因生产商征税，绑架索要赎金和借保护钻井设备、管道线名义向北美、欧洲的石油公司勒索钱财。    因为哥伦比亚为美国购买者供应了80%可卡因和大部分海洛因，“贩毒游击队”成为影响美国毒品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哥伦比亚军方声称其与游击队的作战需要支援，并且镇压游击队也会抑制毒品交易。此类支援在1996年和1997年曾一度暂停，因为当时的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7，遭到指控称其接受600万的贩毒赃款来资助其竞选活动。但是新任总统，安德烈斯·帕   斯特拉纳8已于去年接任并设法说服美国他能办成前任办不到的事情。 帕斯特拉纳开始主动与游击队交涉并让给他们一大块军队不得进入的中立区。而他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援助项目。去年秋天，美国国会拨出2亿8千9百万美元给哥伦比亚警方和军方，使   得哥伦比亚成为继以色列和埃及之后的第三大军事援助接受国。    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称自己是“哥伦比亚最后的乐观主义者”，他已经密切参与到了和平会谈中。他把帕斯特拉纳介绍给自己的老朋友，能降低同游击队交涉难度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他还帮助华府同波哥大特区重建了友好关系。“我不会说是加布带来了这一切，”美国能源部长比尔·理查德森，今年夏天早些时候说道，“但他的确是催化剂。”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数次应克林顿政府邀请赴白宫，朋友们说他相信自己的到访不仅能达成在政府和游击队之间促成某种和谈协议的即时目标，还能最终帮助改善美国同古巴之间的关系。“美国需要古巴参与到哥伦比亚和平会谈中去，因为古巴政府能最好地与游击队取得联系。”他向我解释道，“而且古巴的位置非常完美，仅有两小时路程，因此帕斯特拉纳就能连夜赶去古巴开会再悄无声息地回来。而美国希望这一切发生。”然后他像往常一样，意味深长地微笑起来。    直到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都对帕斯特拉纳提上议程的和谈颇为乐观。但后来他就病了，然后七月的时候FARC从帕斯特拉纳让给他们的中立区发动了军事进攻。进攻包括对波哥大特区外围军事单位的突袭，和平谈判已经推迟，现在就显得愈发不可能了。几天后，帕斯特拉纳的国防部长宣布美国正训练和供应一支由哥伦比亚士兵组成的禁毒军队。然后他和武装力量领导人飞去华盛顿要求增加5亿美元的援助。国家药物政策控制办公室主管巴里·麦卡费雷声称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产量在过去四年间已经翻了一番，而游击队应对此负责，并敦促国会拨出10亿美元给硬件设施和军事顾问。“这是紧急情况，”他说道，“外面已经有25,000人配备了机关枪、迫击炮、火箭和地雷了。”    由于帕斯特拉纳和前西班牙首相费利佩·苏亚雷斯，要顺道来见他，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得不取消一次我们在波哥大的会面。游击队和政府之间的僵局使得局势很紧张，但马尔克斯他们正为组织一个国家区域理事会而奔走忙碌，想把它作为以后谈判的中立担保方。“我真的很想再同克林顿进行一次会面，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是不可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但他没有说明这种状况指的是政局变化还是他自身的健康状况，亦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实际上好像是华盛顿所表现出的好战立场让他最为烦恼。“科索沃事件之后，一切都变了，”他说，“世界局势已经彻底改变。在科索沃事件中，克林顿已经找到了他想留下的政治遗产——美利坚帝国模式。”    其他批评家们谈及克林顿政府的新政策时，联想到了越南的前车之鉴，他们警告当局在军事上干涉一个在地形和政治形势上都复杂的国家存在着风险。哥伦比亚有近440,000平方公里的地区人迹罕至。安第斯三大山脉纵横其中，广袤的森林和平原地带上没有修建一条道路。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仍然控制在残暴的武装势力手中，他们经常与军队串通做出严重侵犯人权的勾当。7月中旬，军方在美国卫星情报局的协助下利用一次空中伏击杀死了200名游击队员，而在此之前军队一直因无所作为臭名昭著。在同毒品游击队交战的过程中，已知的第一桩美军伤亡事件发生在7月23日，当天，一架美国侦察机在哥伦比亚南部一毒品主产地的山间坠毁，造成五名美国士兵和两名哥伦比亚空军军官死亡。    199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华盛顿的“毒品战争”仅仅是“进一步干涉拉丁美洲的一个工具，”他严厉批评美国决策者一点都不了解卡斯提尔语才发明了“毒品游击队”这个词。他说，他说，这使得美国得以“证明毒贩和游击队是同一个东西，然后他们就可以以打击贩毒和缉拿游击队的名义派兵力进驻哥伦比亚。”这不是当时哥伦比亚主流的看法，哥伦比亚一贯对外国佬的干涉又憎又惧。确实，美国在20世纪初的一次干预行动就造成了巴拿马地峡的损失，那时巴拿马还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而且距离美国入侵巴拿马并引渡其事实元首诺列加将军，也才过去了10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惯反对将哥伦比亚国民——比如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引渡到美国，他倡导与毒贩和游击队进行磋商，并认为这是可以结束，或者至少能减少哥伦比亚暴力事件唯一现实的途径。“没有人会想到，”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伟大而不幸的哥伦比亚和毒贩及其幕后黑手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农业封建主义，游击战争打了三十年还不曾了结，它历经数任政府，但每一任都没有代表人民意愿。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观点在拉丁美洲有相当重的分量。他德高望重，政府和革命分子都信任他。他参与调停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内战，还常常协助让各种派系释放绑架的人质。“加布爱谋划，”他的朋友玛利亚·艾尔维亚·桑佩尔说，“也喜欢悄悄地做好事。他喜欢外交，而不是政治。他说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阴谋家。”但他也受到许多的批判说他过于享受自己的地位，追崇有当权者。一些朋友认同批判有一定道理，他们把他的敏感归因于卡斯特罗和克林顿的魅力和他由起点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记住，”一个波哥大女人告诉我，“加布来自于一个出产马匹的海滨小镇——一个落后的、没有名气的小镇，他本来很可能最终成为海滩上向游客兜售太阳镜的小伙子之一。”她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凝重，我想她不是刻意自恃高人一等的，因为波哥大的人总是这样评价居住在加勒比海岸一带的人的，这是在显示他们的优越感。    加西亚·马尔克斯度过童年的地方不像环绕着波哥大的严寒高地，在历史和地形方面，都更像安的列斯群岛。几年前，他委托哥伦比亚建筑师罗赫略·撒摩在卡塔赫纳修建一座房子，卡塔赫纳是一个美丽的十六世纪风格海滨城市，四周仍然环绕着石头城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房子被称作作者之家，由密集杂乱的几何形状或长方形的石头砌成，周围有高高的、涂成肉桂色的围墙。白天，一只啄食木瓜的鸟在笼子里唱歌，鸟笼挂在房前狭窄街道上的老式路灯上，晃来晃去。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那只鸟都受到持枪警卫的警察保护。其中一个警察告诉我，他们站在那里是为了保护那只鸟不受可恶的乌鸦的侵害。他笃定地跟我说，如果鸟被单独放在花园里，那么笼子也保护不了它。    在一天最热的时候，警察们会躲到一座附近的建筑——圣克拉拉酒店的阴凉里，该酒店建于1617年，当时是用来当做女修道院的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归法国索菲特连锁酒店管理的精品酒店。这个女修道院在加西亚·马尔克斯199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爱情和其他恶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书的前言里解释说，1994年当他还是卡塔赫纳的一名年轻记者时，他被要求报道修道院地下墓穴被挖空一事。“屋顶渐渐地倾塌，使美丽的礼拜堂罹于风雨，”他写道，“然而，三任主教、女修道院院长以及其他杰出人物仍然长眠于此。”在祭坛高处的壁龛上，工人们发现了一名年轻女孩的头骨，她的头发有70尺长，“像瀑布一样，而且是深深的古铜色”。建筑队的领班解释说对于一具已有二百年历史的骷髅这并不奇怪，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觉得这是寻常事，因为我小时候，祖母给我讲过关于一位12岁侯爵姑娘的传说，她的头发拖在身后像新娘服的拖尾一样长，她被狗咬了之后死于狂犬病，但由于她展现的许多奇迹，她在加勒比海岸一带的镇上颇受崇敬。那个墓穴可能是这位侯爵姑娘的，这个发现让我那天非常高兴。”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18世纪的卡塔赫纳，那时，这个城市是西班牙贩卖奴隶的中心之一，也是一个宗教法庭的总部，那个姑娘被无知的医生误诊为狂犬病，滥用了药物使她变成了半疯癫状态，后来被送到这个修道院驱邪。她的驱邪师非常博学，后来爱上了那个姑娘，但又因为信仰了异端邪说受到惩罚。主教接管了驱邪的工作，她在主教的折磨中死去。书中最值得怜悯的人物除了那个姑娘和她饱受拷打的情人之外，还有一个犹太流浪医生，他的书房里放满了各种禁书；还有两个由于精神病被监禁但又时常神秘、无影无踪周游各地的女人；还有一个生活在穷人中间、对那个姑娘的遭遇抱有人文关怀感情的神父。她小时候不仅遭到她抑郁症父亲——那个马奎斯先生——的排斥，母亲也不例外——一个沉迷于毒品和性爱的西班牙印第安混血女人。她是由黑白混血仆人和黑人仆人带大的。被教会视为异端邪说并竭力驱除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文化——移植的非洲文化。    今天，这个老旧修道院的石墙成了那个酒店非常别致的一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陈列在大堂礼品店里显眼的位置，然而，自加西亚·马尔克斯为当地报刊——《El Universal》写专栏的五十年以来，周围的其它事物大体上并没有什么改变。狭窄的街道上铺着石头路，两边是一排排红色、蓝色和黄色有着波纹状铁皮屋顶的房子。精雕细琢的木质阳台上晾着衣物，孩子们在街上玩耍，人们穿着汗衫笈着人字拖坐在门廊上和邻居交谈。收音机里放着各种音乐，古巴之子、波多黎各萨尔萨舞曲、哥伦比亚昆比亚8，以及小手风琴的奏乐。游客坐在马车上噔噔噔地穿过，身后的空气里弥漫着谷壳和马粪的混合气味。虽然卡塔赫纳是哥伦比亚少数“安全”的观光天堂之一，但人们仍因政治暴乱感到忧虑。在那里的一个晚宴上，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的哥哥被绑架活埋。晚宴主人的哥哥加入了准军事化组织后被游击队杀害。    前几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创建了拉美新传媒发展基金会，由前电视台经理哈伊梅·阿贝约·班菲管理运营，其经费主要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泛美开发银行以及其他的一些组织。一些资深记者应邀出席卡塔赫纳的研讨会，给那些年轻的拉美记者答疑解惑。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有时间就会举办研讨会。卡塔赫纳事实上也成了马尔克斯大家族的大本营。他们总共姊妹11个，马尔克斯是是家中长子，其下10个弟妹中只有一个已经离世。他94岁的老母亲和大多数弟妹仍然生活在海边的故乡。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27年3月6日出生在阿拉卡塔卡。这是一个破败的内陆小镇，距卡塔赫纳约100英里远。他是路易莎·圣地亚加·马尔克斯的长子。他的外祖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曾是千日战争的老兵。千日战争是迄今为止发生在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暴力和血腥的战争，从1899年爆发到结束，持续了约三年之久。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对抗导致双方损失惨重，多达10万余人死于这场冲突，而那时整个国家的人口才400万。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是自由党人，自由党挑起这场战争却最终战败。两党制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就作为哥伦比亚政党制度存在了，而尽管两党之间并无明显区别，自由党还是一如既往地反对教权干政、支持社会和劳工改革。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加夫列尔·埃里西奧·加西亚是保守党人，这个失意的医学生最终来到阿拉卡塔卡找到一份领薪水的工作，成了镇上的电话操作员。因为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的原因，上校不同意女儿嫁给加夫列尔·埃里西奧·加西亚，然而他对路易莎不懈的追求最终打动了上校。（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5年发表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费尔米纳·达萨疯狂恋情的原型。）“加比托”（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昵称）出生不久，他的父母便搬到两百英里远的沿海小镇里奥阿查，这个孩子此后便由外祖父卡尼尔、外祖母和三个舅妈养育。    可以明显看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是其众多小说中角色的原型，正是这位老人给他讲了有关在决斗中杀人、在内战中抗争和马尔克斯降生的第二年联合果品公司9对工人进行大屠杀的故事。同时，外祖母和舅妈们——他们来自遥远的瓜希拉半岛，曾是土生土长的土著居民，他们就是这些文化的活化石——也给他讲了很多非比寻常的事，如民间传说，鬼故事，还有一些关于超自然现象的传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九岁的时候又回到了父母身边，但对他来说他们实际上已是陌生人了。这时的父亲已经成了流动药剂师，一家人在艰难辗转了几年之后终于在苏克雷镇定居下来。从此马尔克斯再也没有回到阿拉卡塔卡，但是它却成了他小说创作的不竭源泉，尤其是《百年孤独》里的布恩迪亚家族所在的马孔多镇。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弟弟海梅是个土木工程师，他生来十分健谈，他妻子玛格丽塔是建筑师。他俩主动提出带我去阿拉卡塔卡。他们在灰暗的港口城市圣玛尔塔附近的机场接我，那是西蒙·玻利瓦尔10最后的流放地，也是他死亡的地方，这使得马尔克斯写成了他的“奥德赛”——《迷宫中的将军》。    “我们必须在四点离开阿拉卡塔卡，”海梅说，“如果我们不抓紧，也许会遇上游击队或军队的巡逻。若他们看到你，就会绑架你，到那时我可就无力回天了。”我们穿过闷热难耐的满是金合欢树和荆棘丛小路后，被几个军队路障拦住了路，但是几个小时后，我们便安全地到了阴凉的香蕉林。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小时候的情景一样，香蕉林依然环绕着阿拉卡塔卡，那也是它们存在的原因。海梅告诉每一个我们遇到的人，他打算在傍晚之前就离开阿拉卡塔卡，回到圣玛尔塔。接着，他对着我点了点头，然后戏谑地说道：“No vaya ser que me pesquen al gringo”——但愿他们不抓外国佬吧！——这句话总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阿拉卡塔卡是一个满是平房群和小片树荫的小镇。一个刻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肖像的广告牌立在小镇郊外，上面还用大字刻着一句他说过的话：“当我回到我的家乡阿拉卡塔卡的时候，我发现它将现实和乡愁合二为一，它就是我小说的原素材。”有一些带着锡皮尖顶的传统加勒比式木制房屋还没有倒塌，但多数人都住在漆色俗艳、排列规整的水泥砖房里。那些高大、满布灰尘的苦杏仁树还是从前的那些树，大片的翠绿树叶依然在教堂前的中央广场上沙沙作响。海梅告诉我，正如《百年孤独》里说的马孔多镇的建立情景：那些年，霍·阿卡蒂奥和布恩迪亚决定，他们应当在街道两旁种杏树，而不是合欢树。他们也发现，栽种杏树将会使这个小镇永存，尽管他们从来都没有说破这一点。多年后，当马孔多镇的土地被锌顶木屋主宰的时候，落满灰尘、枯枝败叶的杏树依然矗立在老街两旁，尽管没有人知道这些杏树是谁所栽。   节日的最后一天我们到达庆祝现场，这是庆祝哥伦比亚自1819年摆脱西班牙的殖民而得到独立。那些不打算休息的人已经聚集到小镇边，那里虽然满地垃圾，但已经被初步改造成一个木制的斗牛场。大眼睛的年轻女孩们穿着鲜亮的裙子手挽着手，和年轻的小伙们调情；戴草帽的瘦削农民站在摇晃的斗牛场（当地人称为corraleja）投下的阴影里，盯着漫无目的晃荡的人们，等着公牛从卡车上卸下来，好享受整个下午的斗牛好戏。汗流浃背的小贩们推着被漆成花格的柜子，那里装着叫卖里面装着的香喷喷的猪皮，彩色的刨冰，冒热气的玉米饼。   海梅走到一所房门前，敲了敲门。门一打开又立即关上了，几分钟后，一个男人才出来。他理着头发，笑容可掬的样子，他就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博物馆的馆长。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出生在博物馆所在的房子里。这座博物馆坐落于一条安静的小街，街道两旁金合欢树和杏树成排站立。馆长带我们走过图书馆前身，经过前任屋主建造的一座煤渣砖小屋，最终来到后院，那里还有一部分马尔克斯家族原始的房屋残余，其中有两间小屋，护墙板被漆成白色，屋顶是锌皮做的。阿拉卡塔卡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在20世纪初期是由联合果品公司（现在为奇基塔国际香蕉公司）来控制的。1894年，总部位于波士顿的联合果品公司创始人开始在这里购买土地。及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里已经变成了世界排名第三的香蕉出口地。这个公司在当地家喻户晓，其实多数种植园并不归这个被当地人称为La Fruit的公司所有，但它从农民手中购买香蕉，控制了把香蕉运往港口的铁路并掌管了灌溉水源的分配权。尽管在这个公司工作的人能领到工资，并且用这些工资在这个公司的商店买东西，但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不是公司员工，公司也没有给他们提供福利。这也是发生在1928年香蕉罢工的原因之一。起初，是哥伦比亚共产党派了一些代表来组织香蕉公司的工人罢工的，这些工人中很多人在示威游行中被射杀，这次事件在当地被叫做1928年大屠杀。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初的一些回忆中，在那个暴力事件发生的几年后，他跟着外祖父来到联合果品公司的围墙外，惊奇地看到围墙内部联合果品公司的居民区内，有一些美国人在修剪过的草坪上玩游戏，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当时政府禁止传播关于屠杀的任何信息，事实上，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前，没有一个人写过这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将这事在《百年孤独》里写成小说的高潮部分，上千工人在小镇的广场上被机关枪扫射，他们的尸体被运到海边，扔到海里。由此暴雨整整下了五年之久，但之后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记忆碎片都被冲走了。    联合果品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也不得不缩小规模，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香蕉市场一直不景气。直到1965年，联合果品公司永远撤出了阿拉卡塔卡。我们走访了这家老公司的围地。大农场的房子里又脏又乱，镶嵌在一些老树下。海梅发现在一栋建筑里有一些政府官员在办公。他们解释说——用一种连自己都摸不着头脑的表情——阿拉卡塔卡政府打算把这些废弃的建筑物改成观光旅馆。就在不远处，在带刺的栅栏和一些被非法占用公地的人建的棚屋处，大约有40户人家住在露天营地里。我问其中的一个官员，谁会来这儿观光？其中的一个年轻人回答：“我不知道，也许是战争难民。”他不知道，因为没人问过他这个。    我们四点前离开了阿拉卡塔卡，玛格丽塔开车带着我们回到了海岸，海梅盛情款待了我，并且告诉我多年前他和加比托一起去纽约市的故事。当时他们一起去了一个俱乐部听伍迪·艾伦吹竖笛，加比托还和亨利·基辛格一起用了午餐。作为棒球迷的海梅说他当时谢绝了他们，一个人去洋基体育馆看了一场棒球赛。他说：“我高兴坏了，当我事后告诉加比托我已经在洋基体育馆吃了一根热狗时，他说他希望自己也去过体育馆。我感觉他与基辛格一起吃饭肯定有点乏味。”    当我离开圣玛尔塔后，就朝西走向了离海岸一百多英里的巴兰基亚市。路的一边是像个内陆海的沼泽地，一边是沙滩起伏的马格达莱纳河。这条路从中间延展开去，一直到马格达莱纳河三角洲。我的司机赫耳墨斯是个小个子男人，长得像海盗，他跟我说，沿路伸展的那个散发恶臭像贫民窟的地方就是1928年香蕉大屠杀11的遗址席纳加。席纳加很突兀地坐落于一片被毁掉的红树林沼泽地的中间。这片沼泽地如今已被横穿它而建的公路毁坏。在棚屋对面，古树的残株像石笋一样从淤泥上长出来。到处都是垃圾，死水塘里都是污水。除了贫民窟和干裂的土地外，什么都没有，一片盐土，毫无生机。就是在这里，赫耳墨斯说：“哥伦比亚的噩梦开始了，一切都回到了联合果品公司操纵的年代。”他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凄凉的席纳加，心痛地说：“所有的游击队、准军事部队，所有的暴力——我们现在所遭受的苦难均来自这里。”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15岁时，他被送到了为天才学生设立的公立寄宿学校。锡帕奎拉是一个离波哥大很近的小镇，但也只是他去往阴森的哥伦比亚高地和冷漠而保守的波哥大的过渡地带。他很孤单，觉得适应不了这里，但是在学校的这些年里，他发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天赋和对政治的兴趣。他的好几个老师是左翼分子，然而他毕业时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多年以后，他说：“当我毕业时，我想成为一个记者，我想写小说，我想做点可以让社会更加公正的事情。” 照片中的加西亚•马尔克斯20岁，那时的他还是波哥大大学的学生，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破旧的年轻人。为了让父亲高兴，他学习法律，但是为了写作，他已经开始忽视自己的学习了。国家日报《观察家报》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并且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作家”。    1948年春，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被暗杀，紧接着发生的暴乱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寄宿的公寓被大火烧毁。他把他的书、他第一部小说的初稿和和最近所写仅有的稿子放到行李箱里，设法将他们带到叔叔的公寓以确保安全。在街区的暴乱中，一切都被充公了。波哥大大学关闭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转学到卡塔赫纳大学，但是不久，他为了一份记者的工作放弃了学业。一年以后，他搬到了巴兰基亚，在这里，他在妓院中租的一个房间里，写报纸专栏，再熬夜写他的短篇小说。    巴兰基亚位于马格达莱纳河和海洋之间的海角上。这是一个有着100万人口的混乱的城市迷宫，汽车在那些装满从沼泽地割来的草料的驴车之间横冲直撞，亮漆的报亭为春药做着广告，老住宅区的路边长满了开着花的树。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个弟弟路易斯•恩里克住在那儿，他邀请我和他的两个姐妹利贾和阿伊达一起吃午餐，阿伊达以前是个修女。路易斯•恩里克71岁，是一个退休的会计，长得很像他的哥哥，虽然他比较矮一点，头发也白了。如他的父亲一样，他是一个保守派。他说：“这是遗传。”路易斯•恩里克沉迷于电脑，用他晚上的时间上网。一直到现在，阿伊达在巴兰基亚的一所高中创立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系教宗教学。利贾继承了她奶奶对超自然世界的信仰。她告诉我，很多年前，她有一系列的“怪梦”，在梦里，亚伯拉罕向她走来，随后她决定成为一个摩门教徒。她深信不疑地认为，摩门教不是那么不同于天主教：“我们也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    午饭过后，我请利贾和阿伊达上了车。我的司机认出了阿伊达，原来他在她以前做圣女的时候就认识她，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当地牧师的故事。我听到阿伊达说：“他会表演魔法。”司机说他去过一个祷告仪式，就在前一天，这位牧师把双手放在一个疯女人的头顶，她就安静下来了。阿伊达说：“如果你足够虔诚，它就会奏效。”利贾接着告诉我，这一切在圣经里都有。她解释道，当撒旦的同谋者们被征服时，他们抛下肉体离开了，但是他们的灵魂依然活着。    他们中的一些人变成了猪猡，其他的四处游荡寻找变成人的机会，当他们找到一个虚弱的人时便进入这人的肉体。那里就是牧师作战的地方，他要驱走这些邪恶的灵魂。阿伊达和司机点头同意，很明显他们相信利贾说的每一个字。巴兰基亚的一个社会心理学家Mirtha Buelvas跟我说：“加博所写的那个他们称作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事实上是真的，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曾听到其他哥伦比亚人也说过相同的事情，然而这使得巴兰基亚比波哥大更有意义。    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搬回波哥大为《观察家报》写新闻。第二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以保守的印量出版了。大约在这个时期，《枯枝败叶》正在热销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农村聚集了上千人，开始秘密地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会议，不久后被传唤去会见哥伦比亚共产党人的地下领袖，此领袖成为了他小说的一个人物原型。他也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果马尔克斯不准备成为共产党的活跃分子，就不要去参加会议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采取了他的建议离开了，尽管马尔克斯说过他有一个弱点是“共产党同志是他政治意识的第一批启蒙者”。    1955年，《观察家报》把他派到欧洲去作各种各样的报道，从日内瓦四大首脑峰会11、威尼斯电影节到意大利暗杀丑闻。他还走访过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巴黎安定下来之前，他在罗马一个前卫的电影学院待了几个月。因为《观察家报》被政府关闭，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用他的返程机票钱当生活费，继续留在巴黎。在巴黎，他几乎用了整个1956年的时间编写和修改小说《没有人写信给上校》。1957年的夏天，他走访了俄国，然后和一个哥伦比亚朋友普利尼奥·阿布雷约·门多萨驱车穿越了东欧。他出发的行程随后在波哥大被发布了，一个杂志的增刊称之为“铁幕后的90天”12，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文中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妄加批判的观察家，而是用一颗善感的心对苏联人的生活进行了描写。比如，在作为“代表”访问了莫斯科共产党音乐节后，他写道：    令我印象最深的苏联现象是—从它最不同寻常的方面到最简单的方面—都如此复杂，它不能被某些标语一概而论，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人很有智慧。对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对他们就不是了。反之亦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理解译员查尔斯·劳顿为我的担忧了，他生活状况很不好，很疲惫，还要到边境为我送行。他说：“我们还以为所有的的代表都离开了。但是如果你想来，我们随时热烈欢迎你，可以吗？”     那年晚些时候，正值军队起义推翻委内瑞拉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内斯之际，加西亚·马尔克斯去加拉加斯跟普利尼奥·阿布雷约·门多萨合办Momento杂志。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那是他头一次对权力产生兴趣。暴动夺权当天，军队统帅们在会议室里激烈争论选谁做委内瑞拉的下一个统治者，马尔克斯跟别的记者站在门外等着。“我就在那儿待着，跟所有人一样报导着新闻，心里想着会议赶快结束，我好回家睡觉，”他跟我说，“突然门开了，一个将军向后退着走出会议室，拔出枪来指向会议室里面，靴子上沾满了泥。”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震惊地呆望着那个将军保持着一边后退一边举着枪的姿势穿过房间，下了台阶，从前门出去，走到街上。就在那个将军戏剧性地离场的那会儿，会议室里做出了决定：委内瑞拉的新领导人是海军少将沃尔夫冈·拉拉扎宝。“我惊异于权力就是这样决定下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那是富有意义的一刻。”    他开始考虑写一部关于独裁者的小说。“一年后的古巴之行又坚定了我的念头，很自然的。谁能不被它感染呢？”1959年卡斯特罗掌权之后，头一批抵达哈瓦那的记者里就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普利尼奥·阿布雷约·门多萨。他们报道了紧随革命胜利而来的大清洗。在哈瓦那的体育馆里，一个臭名昭著的陆军少校赫苏斯·索萨·布兰科受到了审判，审判结果是裁定其有罪并按惯例判处死刑，而审讯中马戏团一般的气氛为他后来的“拉美独裁者小说”提供了素材——16年之后，《家长的没落》在1975年出版。古巴游击队革命的胜利，使这两位朋友很快转移了对委内瑞拉并不彻底的“民主光复”的热情。一年之内，他们的Prensa Latina13波哥大办公室已经正常运转了。Prensa Latina是新成立的古巴新闻通讯社，由切·格瓦拉14的一位信徒，也就是年轻的阿根廷记者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15领导。    也是在这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美茜蒂丝·巴尔恰结婚了。她是苏克雷一个药剂师的女儿，恰好马尔克斯的父母也住在那儿。1961年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在Prensa Latina纽约办公室工作，他们夫妻俩和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洛德利格住在城市中心区的曼哈顿酒店。那时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他总会接到愤怒的古巴流亡者打来的恐吓电话。那年春天，在猪湾事件16的余波中，古巴的死忠亲苏共产主义者夺取了政府的很多邮局，马塞蒂则辞去了职务。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一道引退，带着美茜蒂丝和孩子搭上一辆公交车，去南方探索威廉·福克纳17的世界。他们还记得看到牌子上写着“墨西哥人与狗不得入内”。他们到了新奥尔良，普利尼奥·阿布雷约·门多萨给他们汇了120美元，他们靠这笔钱抵达墨西哥城。而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说，他们“从未真正离开”。    经过为期一年的严谨写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6年完成了《百年孤独》。他为我再次讲述了那个出名的故事：美茜蒂丝当了电吹风和电暖器，才得以支付成稿的邮资，还是分成两份寄的，因为他们没钱把整部书一起寄过去。阿根廷的出版商接到成稿印了八千册，一周之内即已售罄，大部分都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站报刊亭里卖出去的。尽管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18在看过几页手稿和小刊物里的几篇书摘之后，就在文学杂志上热情洋溢地谈论这本书，尽管拉丁美洲文学爆炸19——包括富恩特斯、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20和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1的作品——正如火如荼，《百年孤独》的大受欢迎还是出乎人们的想象。现在这本书已被译成逾30种文字、销量达300万册。这本书是文学爆炸最出名的产物，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则是著名的文学爆炸作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    加西亚·马尔克斯乐于自称“真的只是个偶然业余写写小说的记者”，带着点故作谦虚的味道。这也的确不完全是假模假式：那些年他曾赶出过上百篇报道、社论和随笔。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文章都登在有着拉美好战传统的新闻和左翼政治报刊上，当时正是他的政治思想最激进的时期。这些关于战争中的安哥拉、战后的越南，还有拉美革命史之前不为人知的信息的报道，都得益于他跟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大量游击队领袖的特殊联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恩里克·桑托斯·马拉加22说，他近年来磨去了些棱角，“现在他骨子里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心里还藏着点共产主义者的情愫。”他的政治思想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的残余、传统的拉美反帝国主义、还有西方欧洲式社会主义的混血，这样说大概是准确的。但他常常被称为左翼极端分子，持这种看法的反对者在北美尤多，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与卡斯特罗的关系。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1971年起有过一个“古巴问题”，当时古巴诗人艾勃尔托·巴迪亚德23因“复辟活动”被捕，包括普利尼奥·阿布雷约·门多萨在内的一群知名知识分子致信卡斯特罗抗议逮捕。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旅行途中与他们失去了联系，普利尼奥自作主张在请愿书上代他签名。托帕迪拉被释放了，但被迫经受一出可笑的苏维埃式“认罪”。这一场面，让不少之前认可卡斯特罗政权的人开始持反对意见。其次，签了第一份公开抗议书的人几乎也都签了第二份——除了胡利奥·科塔萨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而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75年去往古巴，打算写一本关于这次革命的书。这本书从未出版，但他写了一系列文章，还见了卡斯特罗，并跟他成为了朋友。    多年以后，普利尼奥·阿布雷约·门多萨向他问起那时的实情，当时他有那么多朋友都离开古巴，为什么他要支持古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答既像斯芬克斯又充满了自负：“因为我掌握的信息要好得多、清楚得多；而且我政治上成熟，能够更加沉着、耐心、慈悲地理解现实。”看起来他似乎在是暗指他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沟通。最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托帕迪拉的事里的确有所作为，还协助得到了卡斯特罗的批准，使这位诗人能够在1980年离开古巴。但对很多人来说，他的立场一直扑朔迷离而又难以接受。 巴尔加斯·略萨管他叫“卡斯特罗的花魁”，古巴流亡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方特则骂他得了“集权神经病”。“我相信，菲德尔死的那天，情况会跟斯大林死时一样，”一个下午，在我所住的波哥大的酒店大厅里，普利尼奥·阿布雷约·门多萨对我说，“我们将会听到他统治期间的暴行。加布曾经是他的朋友，我想这对加布不利。”几天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免得被游击队谋杀。这之前游击队已经派人给他送过炸弹了。    马尔克斯的支持者指出，这些年来，他曾利用与卡斯特罗的良好合作关系保护过一大批古巴政治犯的自由，这些事他做得悄无声息，鲜有人知晓。我逼问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事是否属实，他证实了他的确曾经帮人离开这座孤岛，还暗指有一项“操作”使得“超过两千人”离开古巴。“我知道我可以让菲德尔接受多少。有时他不同意，有时他过后又来跟我说我之前是对的。”他说帮助别人让他很快乐，还暗示卡斯特罗也认为那些人离开是很公平的事。“我有时去迈阿密，”他说，“虽然不是很常去。那些在我帮助下得以离开的人，我去过他们家里。真的是很出名的‘蠕虫’，”——卡斯特罗这么称呼迈阿密的流亡者——“他们叫上朋友，我们欢聚一堂。他们的孩子要我在书上签名。有时来看我的人正是那些谴责我的人，但私下里他们态度完全不一样。”恩里克·桑托斯·马拉加说：“古巴政府是个什么样子，加布再清楚不过了，他并不抱幻想。但菲德尔是他朋友，而且他也已经决定了要在冲突之中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西泊涅有一栋房子，西泊涅是哈瓦那的富人区，50年代晚期由居住在那的古巴人建立起来。稍远的地方，一片慵懒的绿色乡村向远方延伸，有甘蔗地，篱笆院和荆棘遍布的放牛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房子是卡斯特罗送给他的。那是一座悉心经营的豪宅，花园的小径蜿蜒而下，一直延伸到沙滩和几家老游艇俱乐部。他的房子与大多数邻居家的一样，是所谓的“协议房”，专供外国贵宾。这些房子在主人逃离古巴之后都归政府所有。    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的房子据说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离的很近，就隐藏在一片郁郁葱葱、如屏障般的大树之后。沿着车道上去，会看到一块路牌上写着“禁行”，武警也不会让你进去。当我跟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起卡斯特罗住所的神秘及一件更奇怪的事——在古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最高领袖住在哪时，他点头，表示他也不知道。我惊呆了，因为我一直和大部分古巴人一样，认为马尔克斯应该是卡斯特罗的铁杆亲信。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我说他从来没问过卡斯特罗，“不知道这些事也就免得我以后不小心泄露。”    在我们的谈话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提到他在这方面值得信任。“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泄露他对我说的任何事，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菲德尔最能信任的人了，”他说。“而且，你知道，菲德尔他很多疑——不容易相信人。直到最近才开始有所改善，戒心没那么重了。有时他会打电话来说，‘我过来了’诸如此类的事情。过去他可从来没有这样过。他总认为电话被美国中情局窃听了。然而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他把他的私生活保护的非常好。他从不向他的妻子介绍我，也不会对我提起她。我唯一一次见她是在菲德尔的飞机上，她走过来向我自我介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据说菲德尔甚至从来没把劳尔——他的亲弟弟——介绍给他的妻子！他的隐私还真是够隐私……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人都要了解菲德尔，并且把他当做真正的朋友，但菲德尔私底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真正喜欢什么？没人知道。” 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我提起一张照片，一张1998年1月时拍摄的教皇来访古巴的照片。照片中的场景是教皇于革命广场24布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前排，卡斯特罗的旁边。他当时也在那儿，他说，当菲德尔听说美国的三大电视网络的注意力都被一个叫莫妮卡·莱温斯基25的白宫实习生吸引走了之后，“菲德尔很愤怒，”他回忆说，“他说，‘那些该死的美国佬总是搞砸一切！’”    在首次高调亮相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他决定保持他的“独立”，远离公众仪式。他关注电视上的一切，几天之后，他推测，不管两国领导人表面有多和谐，他们之间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分歧”。他告诉菲德尔说，除非菲德尔向他“坦白”他与教皇之间到底有什么分歧，否则他是不会写教皇来访的部分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菲德尔的回答是，要我先在美国人面前帮他个忙。他说如果结果令人满意的话他就把我想知道的都告诉我。所以我帮了他这个忙——传递了一些消息——结果也很令人满意。但是当我问他‘好了，这下你该告诉我你跟教皇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了吧？’菲德尔冲我摆摆手，说，‘呃，我以后再告诉你。总之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加西亚·马尔克斯耸耸肩。还有，他说， 这些历史秘密他等了好些年，等菲德尔来告诉他，但是他觉得菲德尔恐怕要把这些秘密带进坟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因为菲德尔不像我们。他总认为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死亡从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马尔克斯第一次成为政治领袖的朋友和心腹，是跟奥马尔·托里霍斯26将军。奥马尔·托里霍斯于1969年夺取巴拿马政权。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很欣赏铁托27和卡斯特罗，同时他也支持危地马拉、萨瓦尔多、尼加拉瓜的游击队叛乱。这些叛乱背后都有古巴支持。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一次访问中批评他，但他反驳说他确实是仁慈的领导者，但首先，他是一名巴拿马民族主义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跟托里霍斯是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后成为朋友的，结果他们的会面变成了三天三夜的狂欢酒会。直到1981年，托里霍斯因空难去世之前，他们还一直很亲密。加西亚·马尔克斯深情地描述了暴躁、孤独的托里霍斯是如何彻夜饮酒，清晨，当他想要性交的时候，他就会从六个有“固定联系”的女人中叫一个过来。他还骄傲地回忆到托里霍斯——一个几乎不看书的人——是怎样读完了《家长的没落》并深深地喜爱着它。“他告诉我他认为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本书，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想。他俯身对我说，‘因为这是真实的，我们就是那样的。’”    托里霍斯同时也是格雷厄姆·格林28的朋友，他为他们两位作家都提供了巴拿马的外交护照，所以他们能够出席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29正式签订仪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由于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当时他们两位都在美国移民的黑名单上。然而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下了飞机后，他们非常荣幸地受到了21响礼炮的迎接——然后又喝了个大醉。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我，他仍保留有一张他跟托里霍斯在条约签署那一晚的照片。照片中，他们两个一起坐在巴拿马大使馆的地板上，“烂醉如泥”。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哥伦比亚当局的关系时好时坏。1981年，当他结束古巴到巴拿马的旅行，重返波哥大的时候，有风声说政府要逮捕他并指控他与M19 游击队有关系。M19游击队是个专门从事城市暴力的组织。他和美茜蒂丝一起在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接着被护送出境。《百年孤独》深受赞誉的作者乘机逃亡，这对哥伦比亚的公共关系是个灾难，尤其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去巴黎接受了他的朋友密特朗总统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又去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诺贝尔奖之后，事情更是如此。    哥伦比亚的新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于同一年上任。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国并承诺给予他政府庇护。贝坦库尔几次向他许诺高级部长职位或要他到马德里或巴黎出任大使，都被他拒绝了。“他喜欢接近权力，”贝坦库尔指出，“但并不渴望拥有权力。”加西亚·马尔克斯自然予以否认，不过确实，他崇拜权力。“不是说我迷恋权力，”他对我说。“有权的人迷恋于跟我在一起，是他们找到了我，对我倾诉。”当我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的一位密友说起这句话的时候，他笑了，翻了个白眼。“他当然会这么说了，不过这也是真的。拉丁美洲的总统们都想跟他成为朋友，但他也愿意跟他们成为朋友。我认识他这么久，他一直都有这样的愿望，接近权力。加布喜欢总统们。我的妻子经常取笑他说即使一个副部长都能让他“硬”起来。”    加西亚·马尔克的许多报刊杂志文章是轶事描写，素材来自于他与权威人士的私密会谈。这些文章通常基调比较轻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他别具匠心的小说以及尖锐的政治分析截然不同。    但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钦慕者来说，他很多时候都显示出有个毛病。比如，格林厄姆·格林曾写过，马尔克斯有着“让事实出点错”的偏好。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个密友，哥伦比亚记者大笑不止地回忆道，马尔克斯曾写过，美国飞行员趁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政府30，假扮成空中马戏团的特技人员潜入智利炸毁了总统府。“这是他小说家的一面。喜欢改变现实来迎合他的想象。”这位朋友解释道。    奇怪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新闻业受他的政治观点影响颇深，Cambio杂志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它的办刊方针不偏不倚，贴近百姓生活。文章即使表达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讨厌的观点，也会登出来。例如，近期一篇社论支持了美国对打击游击队的援助。Cambio的主编,皮拉尔·卡尔德隆解释道，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其他的5名编辑希望维持城市中产阶级的市场定位。“我们也希望重拾故事演绎的传统，”，卡尔德隆说。“我们不仅仅想要报道新闻，同时，让我们高兴的是，在这方面有加布给我们帮忙。”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的一篇文章是生病前刚写的，是夏奇拉的人物侧写。后者是一位22岁的哥伦比亚流行歌手。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几位朋友告诉我，与年轻编辑、记者共处让他很快乐。他们使马尔克斯回忆起了他年轻的时候，那段他纵情于同志情谊、在新闻编辑室中紧急赶稿的日子。马尔克斯是大家长，居住在卡塔赫纳，他的新闻大本营。那纯粹的快乐是那样令人满足，至少在那时是。在我采访他，问道Cambio报业政治立场并不是那么明确时，马尔克斯回答，“我们一致赞同的是我们需要和平。停止战争，重建国家，这是最主要的。然后才是寻求我们自己的观点。”    7月末的一个傍晚，我参加我朋友达里奥·维拉弥撒的46岁生日宴。他的妻子安帕洛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夫妻俩住在五楼，这栋楼所处的老式中产阶级社区有几个街区，坐落于蒙德瑞特山侧翼。蒙德瑞特山陡峭青翠，挺立在波哥大中心。讽刺作家海梅·加尔松也住在这一社区内，仅仅两个街区相隔，而在他上月被谋杀前，他与维拉弥撒夫妇经常在街上或者附近的面包房碰见。    达里奥身材瘦长，谈吐温和，头发金黄,是一位政治分析家,也是一位作家。安帕洛身材娇 小，肤色黝黑。她是著名前任自由党参议员的女儿，供职的政府机构负责前任游击队员的“社会重组”。过去十年，数千名曾属于游击队和军队的人士，在劝说下卸下武器，过上平民生活。达里奥曾属的M19在1990年解甲归田。他和安帕罗目前都过着普罗大众的平静生活，致力于使战争双方和解。达里奥从未向我详述关于他做游击队员时干过些什么。他只是告诉我他涉及了“宣传和国际事务——即政治关系”，而他在招安后的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买一件浴衣。达里奥说“对我而言，回归正常生活的最好方式。我的想法来自于una bata de señor——一件绅士的浴衣。而这件浴衣对我来说，是和平宁静的永久象征，是一切痛苦的终结，我到现在还穿着它。”    M19的解散的结果是政治合法化，而且在短期内，他们是个很受欢迎的政党。一些前任游击队成员当上了市长、众议员与参议员。然而，由于M19并没有取得最终权力，很多仍在与政府军对峙的游击队员因此认为它是个失败。不过，像达里奥和他的朋友们那样，从持枪的革命分子转为爱好和平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在哥伦比亚近代史上是为数不多的成功事例。 达里奥的生日宴是个私密的事务。一群中年男女聚集在维拉弥撒的小客厅内，他们大都是M19的前成员，客厅的装饰是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古巴的当代艺术。宴会上，达里奥向我倾过来，轻声对我说，“几乎所有在世的游击队卓越队员，M19的指挥人员今晚都在这屋里。维拉·嘉里布是组织领导者中唯一的女性，有着卷曲，金红色的头发、易于辨认。欧迪·帕蒂诺是M19的创始人之一，他开始秃头了，并且比当游击队员时胖多了。小屋中坐在椅子上的顾客们聚集一堂，喝着古巴龙舌兰老窖朗姆酒和田纳西州波本威士忌，随着夜幕降临聊得越发尽兴.。一位前任游击队员诉说着游击队领导如何化妆成修女和神父，并且说服乡间修道院的收留者们，说他们是在“灵修”。而事实上他们那时候是在策划事件。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傻笑着，每隔几秒就要在话里夹上一句“婊子养的”，而别的客人们开心地笑着。好似电影《山水又相逢》31中的角色，回忆着他们的青春时代。    与FARC一向代表农民不同，M19招收的许多成员来自于大学生群体和城市中产阶级。M19致力于制造充满戏剧性的事件，比如在1974年，从波哥大博物馆偷窃西蒙·玻利瓦尔32的佩剑；980年把一群人质扣押在多米尼克共和国大使馆61天，招致国际恶名。1985年，在与时任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政府谈判陷入僵局期间，M19游击队夺取了司法办公所，扣押了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全体司法人员做人质。政府军队最后以摧毁办公所大楼作为回应。 包括11名司法人员、35名游击队员在内的100多人牺牲了。在随后的几年里，数百名的成员被右翼分子敢死队杀害。今日的形势比1990年更为复杂。参与战争的人数增加了，武器也更先进。流血更多了，处境更为惊险。达里奥对帕斯特拉纳的和平新政持保守乐观态度，但他依然害怕战争会增多。美国增加的援助让军队在这些年第一次感受到了成功的滋味，这让军队想要取得更广泛的军事胜利，而这一切都能在在新兴超能机器、高科技武器和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完成。从另一方面来说，增强军队力量能够促使游击队去反思他们的选择，并使得游击队成员更愿意与政府协商。可能乐观得过了头，但这就是达里奥的看法。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目前已经好几周没在战争题材的对话节目中出现了。8月份，他静悄悄地离开哥伦比亚去往墨西哥的家，然后前往洛杉矶，他儿子洛德利格在那儿工作生活。他曾在那儿短暂地住院并接受治疗。    之后，他回到墨西哥城，这个被他的兄弟杰米称作“气候更加怡人”的疗养圣地。达里奥说他与许多哥伦比亚人民一样，深深地感觉到马尔克斯不在的 不便。九月中旬，他在波哥大向我致电，说，“现在我们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精神领袖，加布就是这么一个能站出来的人，他能身处（军队和游击队）战争双方之间，对他们说‘停止吧’。”如果马尔克斯能执此牛耳，将是哥伦比亚的一大幸事。 —————————————————————————————————————————————— 1、费尔南多·波特罗（Fernando Botero,1932―）以肥胖造型的绘画和雕塑著称。 2、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 1942―） 美国著名导演，享誉世界影坛的电影大师。剧情简介：木匠耶稣在朦胧中感到了上帝赋予的使命，他将作为救世主，牺牲自己去拯救世界。依照上帝的召唤，将信将疑的耶稣开始了自己的寻道之旅。施洗约翰认出耶稣救世主的身份，并告诫他上帝也主张仇恨。迷惑的耶稣对此百思不解，独自到荒漠中静坐等待上帝的教诲。耶稣摆脱了种种诱惑，经历了四十昼夜，终于得到神谕。在耶路撒冷神殿前，耶稣宣布自己就是新的救世主，并将建立新的法律和秩序。正当信徒要求捣毁眼前的神殿时，踌躇的耶稣却突然晕倒在地。罗马士兵趁机对耶稣的信徒大开杀戒，人们四处逃窜。清醒后的耶稣指使犹大去向当局告发自己，以帮助自己实现为世人赎罪的使命。几天之后，头戴荆冠的耶稣被罗马士兵钉到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着巨大痛苦，恍惚有一位天使告诉他上帝已经解除了他的责任，从此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耶稣在天使的陪同下走下了十字架，像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几十年后，奄奄一息的耶稣在病榻前见到了自己从前的几个门徒。犹大突然指责耶稣背信弃义，未能完成赎罪的使命。这时，耶稣才发现一直在自己身边的天使竟然是撒旦的化身，悔恨交加的他请求上帝一切从新再来。耶稣又回到十字架上，他从痛苦中醒来，这次他摆脱了最后的诱惑，化成不朽。 3、西班牙俚语，指能开玩笑活跃气氛的人。 4、埃斯科瓦尔，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70年代，他靠自己创立的哥伦比亚麦德林集团贩毒，大发横财，借此起家。多年来他一直与警方和政府领导人相对抗。直到1992年，哥伦比亚警方和军队、美国毒品监督局以及中央情报局，一起围剿埃斯科瓦尔。第二年，埃斯科瓦尔终被击毙。 5、原文el maestro，el是西班牙语的the，maestro的意思是master, teacher。 6、原文Nuestro是西班牙语，意思是our。 7、埃内斯托·桑佩尔·皮萨诺（西班牙语：Ernesto Samper Pizano，1950年8月3日－），哥伦比亚前总统（1994年8月7日 - 1998年8月7日）。桑佩尔1994年竞选总统时，曾接受哥伦比亚主要贩毒集团"卡利集团"（Cali Cartel）资助的600万美元。 8、mbia和vallenato是哥伦比亚流行的民间音乐。 9、联合果品公司（La Fruit）1871－1899年，美国资本家M.C.基思利用独家经营修筑哥斯达黎加及中美其他国家的铁路的有利条件，逐步控制了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等国的香蕉种植园。1899年3月基思的香蕉企业与波士顿果品公司合并，组成联合果品公司，拥有1123万美元资本,112英里铁路，21万英亩土地。此后，该公司不断扩张，收购尼加拉瓜、牙买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古巴等国的廉价土地，增铺铁路,购买船只,发展成为一个包括从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各部门的垄断组织。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增至2.15亿美元，拥有土地 341万英亩。1910－1930年间，占有中美香蕉贸易额60%。联合果品公司在中美国家的每一个庄园，不仅在经济上自成体系，而且自订法律，自设军营，甚至可以任意逮捕和枪杀工人，成为当地的“国中之国”。联合果品公司还同各国反动势力相勾结，操纵各国政治。1954年曾参与颠覆危地马拉J.阿本斯·古斯曼民主政府。 10、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是拉丁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由于他的努力，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拿马六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 11、1928年的12月，哥伦比亚的香蕉种植园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要求书面合同，8小时工作日，6天工作周和消除食品券支薪。罢工变成全国最大的劳动运动。激进的自由党成员，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成员，参加了会议。 来自波哥大的一个军团派出政府的前锋。联合果品公司送这些部队往广场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在主要广场拐角处的建筑物的屋顶上，部队成立了自己的机枪塔的，关闭了入街道，一个五分钟的警告后向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开火。科尔特斯·巴尔加斯，指挥大屠杀。事实是没有确切伤亡人数。同时代历史学家估计，从47至高达2000人。这场屠杀被称为香蕉大屠杀。 12、1955年7月18－23日，美、苏、英、法四国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政府首脑会议。 13、此刊物英文网站地址：Prensa Latina：http://www.plenglish.com/index.php?lang=EN 14、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6.14－1967.10.9）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15、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Jorge Ricardo Masetti，1929－？），记者，率领格瓦拉第一游击队。1964年4月21日在丛林里失踪。 16、猪湾事件：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向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入侵，标志着美国反古巴行动的第一个高峰。 17、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为美国文学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马尔克斯称其为导师，显然深受其影响。 18、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2012），西班牙语世界最著名的散文家及小说家之一。著有《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等作品。 19、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一场发生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的文学运动，在那期间一大批相关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流行于欧洲并最终流行于全世界。 20、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著有《跳房子》等作品。 21、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作家，诗人，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有《城市与狗》等作品。 22、恩里克·桑托斯·马拉加（Enrique Santos Calderón，1945－）专栏作家，曾于1974至1980年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合办Alternativa杂志。 23、艾勃尔托·巴迪亚德（Heberto Padilla，1932－2000）,20世纪60年代末期公开批判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1971年因此被捕，是“巴迪亚德事件”的中心人物。著有《 勇敢的玫瑰 》（The Audacious Roses）。 24、革命广场：（西班牙语：Plaza de la Revolución；英语：Revolution Square）是古巴哈瓦那的一个广场及一个区。 25、莫妮卡·莱温斯基：莱温斯基丑闻，又称拉链门，是第42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连任成功后发生的一宗政治丑闻。 26、奥马尔·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 ，1929－1981）巴拿马前国民警卫队司令、前政府首脑。他使美国最终同意将巴拿马运河交还给巴拿马。 27、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南斯拉夫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人民军元帅。 28、格雷厄姆·格林：1904年出生于英国中部赫特福德郡。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学学院攻读历史。当过记者，信奉天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派往非洲。战后他创作了大量的间谍小说。被指控的间谍作家。 29、巴拿马运河条约：又称托里霍斯－卡特条约，是巴拿马军政府领导人马丁·托里霍斯与美国总统卡特于1977年9月17日签订的关于巴拿马运河主权过渡的条约，以取代原1903年签订的旧条约。同年10月1日新条约生效，有效期到1999年12月31日。 30、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e Allende，1908—1973），智利总统。拉丁美洲第一任自由竞选获胜的总统。在1973年9月军人政变中以身殉职。 31、山水又相逢（The Big Chill）。本片探讨七个大学室友从1960年代起的成长经历。大学毕业后，大家各奔前程，有的成为企业巨子，有的成为八卦报新闻记者，有人成为电视台星探、有的成为药商、有的则当了医生、有的成为律师、也有人成为家庭主妇。这次，在一个朋友的葬礼上，他们再次聚首，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32、西蒙·玻利瓦尔玻利瓦尔（1783—1830）是拉丁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由于他的努力，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拿马六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由于西蒙·玻利瓦尔在使南美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所起的作用，人们常称他为“南美的乔治·华盛顿”。